日本插花起源于中国，其后，结合日本的固有文化得到深入而持久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插花艺术形式――花道，与书道、剑道、棋道、茶道等并称。远在日本飞鸟时代(公元6世纪后期到7世纪初期)，圣德太子任推古天皇的摄政，处理国家大事。推古二年，天皇下诏发展佛教，派遣使臣小野妹子，三度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中国插花艺术也就在这时以佛前供花的形式传入日本。小野妹子是敏达天皇的后裔，推古天皇的臣子，与圣德太子(用明天皇的王子)有“御从弟”的关系。他在推古15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3年)奉命使隋，次年6月回国，其后又两度来中国。当时隋唐已经盛行瓶花和盘花，他把在中国所见到的隋唐礼仪、佛前供花和供花用的青铜花瓶和祭坛器皿等带回日本，从此，中国插花艺术便传到了日本。
用明天皇2年(公元587年)建六角堂，小野妹子皈依佛教，自称专务，吸收中国佛前供花的精华，结合日本的文化和习俗，制定了祭坛供花时花材配置的规范，开创了日本插花的先河。这时的佛前供花是颇为简单的，不过是把山野间开放的花枝，插到瓶里而己。在六角堂旁边有一池塘，圣德太子喜欢到此沐浴，小野就在塘畔建房居住，传授供花，据称这就是“池坊流”的起源。“池坊流”的门人为说明流派历史之悠久，也乐以小野为宗祖。而月溪和尚为池坊专好著《百瓶华》所作的序文中，却称“池坊”的原祖是池坊专庆(生于15世纪)，当是可信的。池坊华道会第45代华宗匠池坊专永称池坊流是日本插花的本源，“池坊的历史就是(日本)插花的历史。500年前插花始于池坊。”明确地证实了前述说法的正确性。但是中国插花在隋唐时，由小野妹子使华而传入日本的史实却是确凿的。日本插花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文化和插花艺术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日本个别花道家却说日本插花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此后，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日本的使节来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入。如中国在宋代有赏花、盆栽和斗花的习俗，日本在平安后期(12世纪)，也有“花赛”、“庭栽花赛”和“斗草”等活动。这对插花逐渐提高艺术品位，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仍是佛教供花，花材也仅是莲花之类圣洁的花卉，但已经带有较高的观赏价值了。后来，插花脱离了佛坛，进入到一部分贵族的生活中，在文学和绘画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如“伊势物语”中记有：“在原行平的住宅里，花瓶中插着花穗很长的紫藤。”《古今和歌集·后撰集》等也见有关于瓶中插花的歌咏。可见，插花在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开来。
在镰仓时代(1185-1333年)中期以前，都是把插花的大花瓶放置在屋外宽敞处观赏，形式豪华壮丽，尚未进入到居室中。例如清少纳言的《枕 草子》(意为旅行人)中说：“采下长长的樱花枝，倾斜地插入大花瓶中”欣赏。此后，插花开始进入室内，限于室内条件的限制，插花作品恢复以前佛前供花那样，变得小型化了，技法也有相应的进步，如用细颈花瓶立插鲜花。
室町时代(1333-1573年)出现了“三具足”、“五具足”等佛前供饰。在“具足饰”形式的基础上，参照当时筑山泉水式造园法，创造出豪华富丽的“立花”形式。应当说，当时明代中立式厅堂插花的形式，通过两国间文化的交流，也对日本“立花”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立花的理念是封建的君臣主从制度，由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思想发展而成的。一瓶立花，包揽自然山水之胜景，属主观性的表现手法。京都六角堂顶法寺的池坊专庆为“立花”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认为“池坊流”的始祖是池坊专庆。现在号称“池坊流”有五百多年历史，也是从这时算起的。池坊流从此代代以子相传，立花成为六角堂池坊家的家艺，至今己传至45代。
早期的立花主要是佛前供花，形成严谨对称的花型，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高度规范化和复杂化的插花形式，崇尚自然，重视构图美，常用7-9枝花材，并以常绿枝叶相配。深得贵族们的喜爱，从此插花渐渐脱离了宗教束缚，向造型艺术化的方向演进。于此同时，上层社会人士在生活之中，茶与花两者相依，形成形式简单朴素，潇洒脱俗的“茶花”，它源于禅宗教义，意在美化生活，也表现殷勤待客之道。此道也始于中国，镰仓时代由禅宗高僧传入日本。这是与饮茶相依存的插花形式，最有名的茶道名家是16世纪的千利休。室町时代，举国上下都爱插花，在室町时代末期，有插花会和茶会一起举办的记载。在16世纪及其以后，日本插花风格有较大的变化，在“立花”盛行的同时，“生花”逐步形成。它主张以少而精的花材表现植物自然的形体美、色彩美和造型美。构图简洁，以三主枝为骨架，三主枝象征宇宙间的天、地、人。后来发展为真、副、体三枝花材组合而成的生花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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