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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陈俊愉
“一树独先天下春”的梅花是中华大地的奇葩，是众多民族的骄傲。据调查，梅树野生于自西藏经滇、鄂、皖、浙直至台湾等10个省、区的山林，在我国已有3000年以上的应用历史。神、姿、色、态、香俱居上乘的梅花，至今约有两百多个形形色色的品种，都是从古代的野梅引种驯化、精心选育而得的精英。
梅花是家梅中的一大分支，家梅系由野梅演进而来。近百年来，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和园林工作者在广大地区采集、调查了不少野悔。这些野生的梅树、是梅花原产于我国的铁证，也是对梅花原种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活材料。
在西南山区，野梅分布的地段多较高。如在西藏波密等地，就在海拔2100～3300米处发现野生梅林。云南省除南部外，野梅几乎遍布全省，而以滇西北之下关、大理、洱源一带为多(海拔1800～2600米)。在四川，则主产于丹巴、汶川、广元、万源、西昌、会理、汉源等山地丛林中，海拔1300～2500米。而在鄂西宜昌、恩施等地，野梅就分布在较低海拔之山地(300～1000米)。故西南山区，尤其是滇、川二省，乃我国野梅的分布中心，并延伸至鄂西一带。
至于野梅分布的次中心，则系鄂南、赣北、皖南至浙西的带状地区。如在鄂南的咸宁市汀泗区聂家乡长丰大队后山海拔170米阔叶常绿与落叶混交林中，就有散生的野梅。野梅在江西省主产于景德镇市瑶里乡区石塔三矿区香菇场混交林中，海拔约300米，系零星分布。安徽省歙县以及黄山风景名胜区东坡芙蓉桥附近(海拔约200米)，1984～1985年还有野梅零星分布。浙江亦有野梅散生于常绿阔叶树为主的混交林中。此外，在广西、福建亦发现有野生梅树。
我国古人应用梅子至少已有3000年以上历史。《书经·说命》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是殷高宗对宰相傅说他的重要性：好比做羹汤时用的盐和梅那样。按商代之盐与梅，犹今日之酱油和醋。这种古代的烹调习惯，至今仅在云南下关等地，由白族人民保存了下来。
1975年我国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正好与《书经》的记述相互印证。考古学家在殷墟掘出一具精美的食器——铜鼎，其中满盛炭化了的梅核。核扁圆形，两端尖，似较鲜物略小，呈栗黑色，而表面密布蜂窝状小凹点——正是梅核的典型分类特征。经碳14鉴定，距今已有3200多年。早在商代中期，古人已用梅子(果梅)于食用了。
稍迟，关于梅树和梅子的记述越来越多。如《周礼·天官》云：“饮食之笾，其实干萚”。经查核，萚就是食用梅子的古称。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著名民族歌集《诗经·召南》中，有一首《慓有梅》的诗篇，它是一首热情奔放的情歌，姑娘将梅子投掷给她看中的小伙子，寓意至深。同时，《慓有梅》反映出当时在陕西召南地区，梅树是相当普遍的。也就是说在距今至少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引种野梅使之成为家梅的驯化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在长江流域，古代艺梅也是从生产梅子(果实)开始的，例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出土文物中，许多陶罐里都盛有保存完好的梅核和梅干。同时出土的竹简上记有“梅”、“脯梅”、“元梅”等字样，这都是当时梅子加工制品的名称。这说明早在西汉初期，我国长江流域人民早已引种栽培梅树，并多方利用梅子加工食品了。另外，在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中，亦发现有梅核，其历史时期与长沙者相若。
在远古时代，先民采集野生梅子主要是以作加工食品或供祭祀之用。但因梅花冰中孕蕾，雪里开花，玉白朱红，暗香浮动，在北风凛冽的隆冬季节，唯有它“独先天下春”。于是人们在以果为主要目的过程中，也逐渐一并欣赏了它的神、姿、色、态、香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梅花的喜爱和向往。而在长期的驯化和栽培过程中，正好又有个别植株出现了复瓣、重瓣、台阁，奇异的花瓣或萼片，新奇的枝姿等等，于是有心人使其另行繁殖、栽培，从而培育成若干专供观赏的梅花新品种。
所以“花梅”应是从“果梅”中分出来的一支奇葩，时期约始自西汉初叶。如《西京杂记》载：“汉初修上林苑，远方各献名果异树，有朱梅、胭脂梅”。又载：“汉上林苑有侯梅、同心梅、紫蒂梅、丽友梅”。虽然这些品种只有名称，但从字面上看，当系“宫粉”之类的观赏品种，其中或已出现若干重瓣新品。稍迟，杨雄著《蜀都赋》，有“被以樱、梅，树以木兰”等记述。可见距今约两千年前，梅已在成都作城市园林绿化材料应用了。
整个晋代，梅花常见栽培，诗人吟咏渐多。如东吴名将陆逊之侄陆凯，曾做过丞相，其文辞优雅，有个文字挚友范晔在长安。他在春回大地、早梅初开之际，自荆州摘下一枝梅花，托邮驿专赠范晔，并附短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春”可以“寄赠”自陆凯始，从此梅花传友情，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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