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基尔(I. H. Burkill)在《人的习惯与栽培植物的起源》(1951)中系统地考证了植物随人类氏族的活动、习惯和迁徙而驯化的过程，论证了东半球多种栽培植物的起源，认为瓦维洛夫方法学上主要缺点是“全部证据都取自植物而不问栽培植物的人。”他提出影响驯化和栽培植物起源的一些重要观点，如“驯化由自然产地与新产地之间的差别而引起。”对驯化来说“隔离的价值是绝对重要的。”
达林顿(C. D. Darlington)利用细胞学方法从染色体分析栽培植物的起源，并根据许多人的意见，将世界栽培植物的起源中心划为9个大区和4个亚区，即(1)西南亚洲;(2)地中海，附欧洲亚区;(3)埃塞俄比亚，附中非亚区;(4)中亚;(5)印度 - 缅甸;(6)东南亚;(7)中国;(8)墨西哥，附北美(在瓦维洛夫基础上增加的一个中心)及中美亚区;(9)秘鲁，附智利及巴西 - 巴拉圭亚区。他的划分除了增加欧洲亚区以外，基本上与瓦维洛夫的划分相近。
茹考夫斯基(Л. М. Жуковский)1970年提出不同作物物种的地理基因小中心达100余处之多，他认为这种小中心的变异种类对作物育种有重要的利用价值。他还将瓦维洛夫确定的8个栽培植物起源中心所包括的地区范围加以扩大，并增加了4个起源中心，使之能包括所有已发现的栽培植物种类。他称这12个起源中心为大基因中心。这12 个大基因中心(图1-2)。大基因中心或多样化变异区域都包括作物的原生起源地和次生起源地。1979年荷兰育种学家泽文(A. C. Zeven)在与茹考夫斯基合编的《栽培植物及其近缘植物中心辞典》中，按12个多样性中心列入167科2 297种栽培植物及其近缘植物。书中认为在此12个起源中心中，以东亚(中国 - 缅甸)、近东和中美三区是农业的摇篮，对栽培植物的起源贡献最大。然而，由于12个“中心”覆盖的范围过于广泛，几乎包括地球上除两极以外的全部陆地。
图1-2 茹科夫斯基的栽培植物大基因中心。(1)中国 - 日本中心，中国为初生基因中心，日本为次生基因中心;(2)东南亚中心，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马来群岛等;(3)澳大利亚中心;(4)印度中心;(5)中亚中心，包括阿富汗、塔吉克和乌兹别克(天山西部)等;(6)西亚中心，包括土库曼;(7)地中海中心;(8)非洲中心;(9)欧洲 - 西伯利亚中心，(10)南美中心;(11)中美和墨西哥中心;(12)北美中心(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II》)。
哈兰(J. R. Harlan，1971)认为，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如中东、中国北部和中美地区)发生的驯化与瓦维洛夫起源中心模式相符，而在另一些地区(如非洲、东南亚和南美—东印度群岛)发生的驯化则与起源中心模式不符。他根据作物驯化中扩散的特点，把栽培植物分为5类。
(1)土生型 植物在一个地区驯化后，从未扩散到其他地区。如非洲稻、埃塞俄比亚芭蕉等鲜为人知的作物。
(2)半土生型 被驯化的植物只在邻近地区扩散，如云南山楂、西藏光核桃等。
(3)单一中心 在原产地驯化后迅速传播到广大地区，没有次生中心，如橡胶、咖啡、可可。
(4)有次生中心 作物从一个明确的初生起源中心逐渐向外扩散，在一个或几个地区形成次生起源中心，如葡萄、桃。
(5)无中心 没有明确的起源中心，如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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